辛自强：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必要性

【编者按】下文是辛自强教授在《苏州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2期发表的“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必要性”一文的简化版，简要阐述了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的关系，呼吁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为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建议大家深度阅读辛自强教授的新著《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精装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社会治理心理学的专著，系统阐述了社会心理服务以及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视角。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必要性

辛自强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如何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性质和定位，是近年来困扰学术和实践领域的问题。我始终坚持从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心理学的角度认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涵。社会心理服务不是心理健康服务，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却遮蔽很多人视野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心理学在学术界一直以个体心理学为主体，在公众中形成了“心理学等于心理健康”的刻板印象。因此需要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以有效衔接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的应用场景。

    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社会心理服务”概念并非学术界首先提出，而是官方文件率先使用。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和理论认识严重不足，有关解读曾一度被精神卫生、医疗、心理咨询方面专家所左右，社会心理学家本应更能理解何谓“社会心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却没有及时准确发声，致使理论认识偏差没有被尽快纠正。2018年5月我在《心理技术与应用》杂志发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一文，试图纠偏。该文引起较大反响，时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许燕教授等专家敦促我牵头筹建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2018年7月20日召开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议正式讨论了我们的筹建申请。为推动筹建，2018年7月7日，我们曾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社会心理服务的实践与研究”专题研讨会，基于大家会上的发言，后来由辛自强、许燕组织“社会心理服务的实践与研究”专题论文（共计14篇），发表于《心理技术与应用》2018年第10期，这次研讨会和专题论文凝聚了学术共识，传递了社会心理学界专家有关社会心理服务的声音。2019年8月1日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下发的《关于正式成立“社会心理服务专业委员会”的意见》明确指出，该专业委员会在筹备期间的各项活动“紧密围绕社会宏观层面的心理建设问题而展开，有效发挥了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作用，并通过各类学术活动积极推广社会心理服务观点和社会治理心理学，充分符合该委员会的设立初衷。”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界对社会心理服务的性质和定位的共识，认可了“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提法。

         我至今坚持2018年5月那篇文章的观点，那就是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理解为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反对将其视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另一种表述，这可称为“社会治理心理学观点”。由此出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内涵是社会心态的培育及社会心理的建设；同时，它还有手段或方法内涵，就是按照心理学规律开展社会治理，实现“由心而治”。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面向个体层面的，包括由政府、社会、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的精神科门诊、心理咨询和治疗、员工心理援助、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知识宣传等，它以解决个体的心理疾病、促进心理健康为目标。

         最近在《社会治理心理学与社会心理服务》（2020）一书中我再次阐述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区别，展示了它们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该书用图1中的“心理服务体系”涵盖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二者对应的上位概念分别是社会治理和“健康中国”战略，它们都属于制度手段层；这些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心理建设”，解决各种社会心理问题和个体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建设（尤其是社会心理建设）反过来可以促进社会善治，做到“由心而治”，而且，“由心而治”不仅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从社会心理建设着手，更是要求按照人类心理行为规律开展社会治理。“心理建设”和“心理服务体系”分别是就目的内容与制度手段而言的，代表一枚硬币之两面，目前的官方文件尚没有直接使用这两个概念，然而值得提倡使用。

   二、对“社会心理服务”认识偏误的根源

        人们对“社会心理服务”概念的不准确理解，有多重原因。原因之一是行政力量的历史惯性。十九大报告作为最高文件，对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部署，却没有提及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于是卫生系统的人认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就是他们习惯说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例如，2018年11月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颁布的《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打出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名义，但全文讨论的几乎都是“心理健康服务”的事情。该文件提出2021年要达成的所有4项具体工作指标，无一例外，都是心理健康服务方面的内容，即建设心理咨询室、心理辅导室、心理门诊等，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不仅是文件认识问题，实践情况亦复如是。我们在《心理科学》2019年第4期发表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全国首批12个试点地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定位“心理健康”倾向严重，或者仅偏重“风险防控”工作，而且它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存在错位。总之，各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然状况”与“应然意涵”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绝大多数社会心理服务中心无非是一栋楼房，有心理咨询室、减压室、沙盘室之类的场所，再加上测评用的电脑系统，很少看到专业人员服务的记录，老百姓对这些基于西方舶来思想的心理健康服务设施似乎没有太多兴致。

        文件和实践的偏误只是表象，根本的问题在于公众对“心理”和“心理学”的刻板观念由来已久。心理学既要研究个体心理（心理健康只是其中之一），又要研究社会心理（主要是群体心理）。然而，公众大都自动将“心理”和“心理健康（心理疾病、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同起来。受过心理学科班训练的政府干部并不多，他们在做政策咨询时囿于现有行政体系，首先想到的是找卫生部门，找医卫专家，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将“社会心理服务”作“医疗化”认识的倾向，而未能充分理解“社会心理服务”中的“社会”“社会心理”这些概念的内涵，及其对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

        这些刻板观念的产生，多半因为心理学界没有传递一个完整准确的学科形象。长期以来，心理学主要为个体心理学所主导，谈起实践，学界专家想到最多的可能也是心理健康（如心理咨询和治疗），此外或可想到教育实践以及企业管理的心理学问题。总之，心理学界较少关注心理学与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政府管理的关联，既很少予以研究，也没有为学生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体系和能力训练。一言以蔽之，心理学的知识和人才输出出了问题，这是造成了人们对“社会心理服务”概念认识偏误的主要根源之一。

     三、社会心理服务与社会治理心理学互为表里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有必要加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和宣传，尤其是要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这一介于心理学（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与公共管理学之间的新学科，它是用于理解和改善社会治理实践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当前轰轰烈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心理学正是要面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一重要应用场景：前者为后者提供学理支撑，后者的实践需求推动前者的理论创新，二者互为里表。

        《中庸》有语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心理学的优长是实验室里“尽精微”的实证研究，然而，当前我国心理学界应该比以往更加注重探索如何让本学科“致广大”——理解并改变社会现实，将心理学与宏观的社会治理联系起来，与各类应用场景联系起来。当前心理学的发展，必须作出“更加现实的转向”，通过参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确立学科自身的价值，而我国的社会治理改革恰好是心理学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

        要让心理学面向现实和应用场景，必须先对自身的方法论进行系统变革（详见我2017年《改变现实的心理学: 必要的方法论变革》一文）：在研究理念层面突出应用导向和改变现实的能力，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在实证研究方法层面，要以主观和客观变量的关系为研究内容，重视样本的多样性，提升研究的生态效度，合理使用各种统计方法；在理论思维方面，兼用“假设－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善于提出原创性理论。在这几方面的变革中，最重要的是改变提出问题的方式。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文献推导”式的问题提出方式，只是在前人文献中寻找一点不足和纰漏，然后小心翼翼地进行改进。我们应该首先直接面向社会现实提出问题，然后再做文献论证。当然，这两种问题提出的逻辑并不矛盾，但面向现实问题的研究更能产生根本的知识进步，更有利于建立本土知识传统，并发挥心理学在“理解”与“改变”现实方面的作用。

        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已经确定，我们应该从心理学视角出发，深入探讨社会治理“内生的”心理学问题以及社会心理服务的心理学理论基础，最终建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本土原创理论体系。

        如果这方面有所突破，可以积累新的专业知识，从而为人才培养做好专业和学科准备。例如，中央财经大学从2018年就设立了“社会心理服务与管理”这一应用心理专硕培养方向，同年我为研究生开设了新课《社区与社会治理心理学》，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学会在社会治理的应用场景下思考心理学知识的使用方式。总之，“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这一新时代背景，构建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崭新学科愿景，均吁请心理学同仁继续“尽精微而致广大”，从而输出社会治理以及各个实践领域需要的知识和人才。

 本文来源：辛自强 (2020). 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看社会治理心理学的必要性.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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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窦东徽